余干臣，名昌愷，是清朝徽州名茶“祁紅”的創始人。黟縣人余干臣是福州府的一個小官——九品的府稅課司大使，1874年的時候他已經在任上干了七年。但在五口通商后的福州，這卻是個重要的崗位。彼時福州堪稱全國最大的茶葉出口口岸，余干臣至少做了兩件與茶有關的大事。
1869年，福州茶幫集體抗議洋商壓價采購，同時請求政府允許緩繳茶葉稅收，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作為稅務官員，余積極支持了這一行為。而當時的福州船政局，由于缺少資金，確定閩省每月征收茶稅2萬兩專補。余知道船政局對中國國防現代化的重要意義，也全力以赴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務。由此余和在福州的茶幫結下了不解之緣。尤其當時唯有紅茶暢銷利厚，余不僅深知此道，而且和以紅茶經營為主的公義堂等行幫會首結為朋友，并且因此經常前往福建紅茶產地，對紅茶生產有了明確的了解。
變故發生在1874年。這一年五月，日本侵略了臺灣，清廷派沈葆楨前往驅逐談判，余干臣被安排一起前往。但恰在此時，余收到安徽老家來信母親去世。余是個對母親極孝順的人，而且按清廷規定余干臣必須丁憂回鄉守孝三年。但愛國的余干臣認為，當此之際，忠孝不能兩全，當為國運昌盛而盡責。遂隱忍悲痛、義不容辭地隨軍去了臺灣。至這年底日本退出臺灣，余才返回福建，卻不料遭遇了嫉妒的同仁的舉報陷害。因為按清朝規定，父母亡而隱瞞不報丁憂的官員，必革職。就這樣，這個有著正義感的小官員，由此黯然踏上了回鄉之路。
歸鄉的路是漫長的。1875年早春，余干臣一行走到了至德縣（今東至縣）的堯渡街，這是進入故鄉安徽皖南的第一個縣城。
堯渡街，相傳是堯帝南渡之處，不遠處還有相傳是舜帝躬耕的歷山。堯渡河兩岸，奇峰疊嶂，古樹竹海，茶園清幽。幼讀詩書的余干臣到此看到如此優美的環境，兀然想起了北宋梅堯臣在此任縣令時寫作的《南有嘉茗賦》，激起了他鉤沉已久的茶葉情懷。他當即在商賈熙攘的堯渡街上置下門面，收徒設店，收購鮮葉，開創性地做起了他所知曉的紅茶。
當第一批紅茶制出時，那股從未品嘗過的奇異的甘醇和甜香，從內心震撼了這個見多識廣的稅官。不久，他悄悄派得力的學徒送了一批紅茶到福州熟悉的茶行買辦處，果然不出所料，他的茶葉同樣震撼了那些行家，他得到了高出許多的回報。
然而他沒有忘記他是一個因丁憂之過回鄉的游子，家中的老父也還在期盼著兒子。梅堯臣“情雖不厭住不得，薄暮歸來車馬?！钡脑娋湔怯嗟男木硨懻?。1876年，對堯渡街茶莊稍做安頓之后他又出發了，從堯渡街經葛公、洪方沿著古徽道往回走。陪同他回鄉并兼任向導的還有堯渡街茶莊的學徒洪方仁和劉春。此時的余干臣記起了福建茶商用賺取的利潤不斷再投入發展茶葉生產的做法，他不再是一個保守的傳統徽商，他也希望他所掌握的紅茶技藝也能造福于更多的桑梓故里。當他走到毗鄰的祁門縣閃里之時，看到當地優越的生產條件和眾多的農人在忙于茶事之時，他又禁不住停下了腳步。按照在至德堯渡街的經驗，他同樣做出了香高味醇、烏潤緊秀的紅茶，這讓他倍感振奮，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在離閃里不遠的歷口鎮又設了一個分茶莊，迅速加大了產量和紅茶的推廣。而更為重要的是，他原來在福州茶行買辦的朋友，為了搶先獨占這個新穎的紅茶品種，悄然把出口口岸從福州北移到了上海，這樣不僅短期內可以避免同行的搶購競爭，而且比起福州來，使得從祁門的出口運輸不管是陸路還是水路都來得更加便捷。
如同一個播火者，余干臣讓這美好的祁紅新茶品在這一帶星火燎然，成為“群芳最”。他的回鄉之路成為一條探索發現之路，為后人留下了一條幽香甜醇、絕世無雙的紅絲帶。
而據說，創造了如此美好祁紅的余干臣，除了保持對茶的熱愛之外，卻心如止水，長久不能排遣對母親過世的歉疚，晚年選擇了在九華山出家遁世。